2025年过半，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稳健增长的“期中答卷”。
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同比增长5.3%，其中，一季度同比增长5.4%，二季度增长5.2%；从环比看，二季度GDP增长1.1%。
在全球宏观不确定性持续增强的背景下，中国经济依旧展现出韧性与潜力。
展望下半年，中国经济既需应对外部压力的持续发酵，也面临内部动力的不均衡释放。
同时，全球金融市场的主导变量已从“增长”转向“风险平衡”，投资者也愈发关注长期趋势而非短期博弈。
中国经济韧性十足
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15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，上半年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发力显效，经济运行延续稳中向好发展态势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。
数据显示，中国居民消费价格（消费者物价指数，CPI）基本平稳，核心CPI温和回升。投资增速波动和小幅回落。房地产总体朝着止跌回稳的方向迈进。
上半年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在加快，市场活跃度在提升，这有力支撑了上半年GDP的增长。数据显示，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52%，是增长的主动力。
盛来运指出，从下半年情况看，尽管外部环境还有不少不确定性，内部结构调整压力较大，但综合判断，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是有支撑的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整个二季度（4月1日至6月30日），中国经济几乎都在经受来自美国的关税压力，不过上半年出口数据好于预期，6月出口同比增长达5.8%。
贝莱德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宋宇指出，出口表现超预期，主要受“抢出口”驱动及企业竞争力增强的双重影响。例如，即便在美国高关税环境下，中国的中小企业仍能保持出口盈利。不过他同时提醒，这个水平的增长不可持续，“抢出口”后续动能减弱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宏观政策制定的节奏正呈现“事后应对”式特征，宋宇认为，上半年数据好于预期，意味着目前宏观形势本身可以接受，而且准确预测很难。因为难于准确预测，政策制定更倾向于密切监测，并在数据和市场持续走弱后作出反应。结合过去几年年内小周期的模式，今年九十月份可能再度成为政策“转折点”，对投资产生重要影响。
货币政策方面，空间仍在释放过程之中。宋宇认为，预计利率和准备金率近期保持基本稳定，但调整还没有到位，在之后政策加码的时候将再次下调。“我们预计政策在短期稳定后再次加码，并完成全年5%的增长目标”。
尽管存在挑战，中国经济的韧性依然可观。宋宇称，韧性来自企业竞争力与政策灵活性。企业层面表现出强劲的适应能力和产品创新，特别是在电动车等领域体现出了明显优势。此外，去年9月起，宏观调控、行业监管和对外政策均出现积极变化，例如民企政策转向、中美贸易应对更具灵活性。这些变化增强了外资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，情绪由“普遍悲观+关注度低”转向“重新评估”，乐观度和关注度都有恢复，对市场形成托底效应。
关注确定性强的趋势
与中国的稳中求进不同，全球市场的关键词则是“不确定性”。
贝莱德大中华区投资策略师陆文杰指出，当前全球投资者所面对的最大挑战不是寻找增长点，而是在“无历史经验可循”的宏观环境下作出理性决策。
美国财政赤字不断扩大，美联储货币政策路径充满变数——这两大不确定性因素正在改变投资者行为模式。首先，美国的财政赤字持续扩大，最近刚通过的“大而美”法案并未解决核心问题，市场看不到任何财政转向的迹象。这意味着传统的财政周期规律不再适用。其次，美联储的降息预期极为混乱，其背后反映的是通胀数据的不稳定。目前美国通胀波动幅度达到了三倍标准差，政策前景因此变得模糊，也让市场难以作出基于数据的理性判断。
陆文杰强调，与其猜测短期宏观结果，不如寻找那些确定性强、结构性长期持续的趋势。
基于此，贝莱德的全球投资策略转向结构性趋势导向，围绕AI、能源、国防三大与“megaforces”相关的行业展开布局：AI是当前最具代表性的长期趋势，不仅硬件投资持续加码，软件端也已实现突破，支持AI所需的能源基础设施也正经历新一轮投资高潮。另一个与结构性趋势相关的行业是国防支出，尤其是欧洲。德国已经通过新的国防刺激法案，整个欧盟的年度国防预算将从3500亿欧元大幅上升至7000亿欧元，几乎翻倍。这类大规模、确定性极强的结构性投入，对于全球大型企业（例如标普500中的核心公司）而言，才是真正能够带来实质性盈利增长的领域。
在资产配置上，贝莱德当前不再判断“整体市场Beta”行情，而是采取“主题驱动+微观精选”策略，聚焦于行业板块和长期主题。
股票方面，超配美国与日本，重点关注AI基础设施受益的公用事业板块，以及估值低、ROE高的欧洲金融股。
债券方面，谨慎对待美债，因财政赤字和巨量供给或将推高收益率。偏好投资级信用债、美国MBS及部分新兴市场本币债券。
美元与黄金：美元将呈长期弱势趋势，但为30年—50年缓慢演变过程，短期不宜过度交易。黄金估值偏高，操作需审慎。
陆文杰表示，还要密切关注两大关键变量：一是美国企业的盈利能力是否持续强劲，尤其在下半年关税政策开始生效后能否保持全年7%—8%的增长目标；二是美债市场的供需状况，如果国债收益率因供给压力而剧烈上升，可能会影响对整体风险资产的配置倾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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